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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一)(节选)

第 二 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方 法

  现在我们是在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法国资产阶级即将取得必然胜利的代表。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著名的《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 1 001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作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分析》。   

  蒲鲁东先生是另一个魁奈医生,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作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D形而上学方法解说》。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的…… 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已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 1卷第 145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疑问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D?D设定、对立、合成。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希伯来语[1](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粹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3卷)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 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把自己设定为特定的范畴呢?这就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从这种生育过程中产生出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2]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208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他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  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是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国。[1]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不加掩饰地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问题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问题。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系列。

  他随手拈来一个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 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思想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2卷第 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突然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实话。的确,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对他来说却不存在了。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不再是这些经济范畴相互产生的次序。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么,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么,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走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让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 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还在意识形态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既然蒲鲁东先生认为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那么他就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而本来总还可以用它们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

  “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 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第2卷 第102页)  

  自身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创造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却继续存在,而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称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化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他的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最初间或写做“社会天才”、“普遍理性”,最后又写做“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人们认出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问题。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人类理性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本身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因此它们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在蒲鲁东先生的想象中,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但是仍然不能靠这一整套范畴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来就像它的后果会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作用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 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时为止。”(第 1卷第133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变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人类的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有关问题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冲撞,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社会天才一跳而

  “人类理性,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博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背离平等。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没有头脑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论税收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苏格兰地产获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国工业则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代替他们。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地产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创造出了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认为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来代替过去各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否认后一代人改变前一代人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新的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即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佃农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把目的和人都换了,这种做法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用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地产制度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于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 ?D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看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看到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看到乡村中家庭工业的繁荣,看到通过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组织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D?D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D?D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1]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仅仅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一旦那些成员之间出现对立,他们的利益就会互相对抗和冲突。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认为这些苦难是暂时的、偶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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