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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注: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现在,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就发现新制度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1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迄今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仅仅半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股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注:摘自“头脑中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工会联合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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