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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农民战争序言(第二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尔·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我的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可惜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那种驱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最优秀代表之一。[注: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1875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可能“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可能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得了奥地利作为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善于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阶级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赋税,也不能订借债款,——但是,它对国家的统治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它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它做了什么呢?它认为,政府允许它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倾轧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愈来愈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

在这全部堂皇的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作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达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本来早就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点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双方热烈讨论的对象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1866年的堂皇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的高涨,铁路的加速建设,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请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祐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十分激愤的状态,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地主,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愈发展,愈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就愈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徬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不得不完全地并且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不能没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作一点好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从高利贷者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连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蔽,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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