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易传》“人文化成”思想及其价值

《易传》“人文化成”思想及其价值

  

摘要:“人文化成”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易传》,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看待中国儒家传统教化的新视角。它强调人文的精髓与力量,指出教化的宗旨与方法,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人文社会树立了很好的道德行为规范,构建了一套社会教化的成熟范式。分析《易经•贲卦》卦象与卦德,可知“人文化成”思想的易经渊源与基本内涵。“人文化成”的教化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教育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它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以对抗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危机。建立起适合当代社会的新人文是“人文化成”的关键所在,全面深度发掘《易传》哲学与伦理学思想,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审视与考量是必要路径。

关键词:易传   人文化成   教化  

 

    作者:张颖欣,女,1979年生,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济南  250103

 

    “人文化成”作为儒家的社会教化思想,以其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立体视角,在向人们展示其“以文化人”教化思想的同时,提起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中如何实践的思考。在中国历史上,“人文化成”的教化思想对于促进人们理想人格的实现、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代社会,这一思想仍

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文化成”最早出现在《易传·彖传上·贲卦》[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其山火贲卦之卦象,即可寻出“人文化成”的易经渊源与深邃内涵。山火贲卦,其下卦为离,离为火,有文明之象。离指文明,因其卦德为重明与中正。《彖传下·离卦》:“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此句借助日月附丽于天而运行与百谷草木附丽于大地生长,来表明离卦象征的光明;文明则要附丽于中正才能得以实现,做到光明中正即可“化成天下”。重离之卦不仅有文明之象,而且以其柔内刚外之势达到“明不息”之境界,人依此行道行教,则可化成天下。贲卦上卦为艮。《易传·序卦传》曰:“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易传·彖传下·艮卦》:“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宜,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贲卦上卦中的“艮”之“止”有四种含义:一是强调各居其位、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即止在事物原来的位置,不越位、不出界。二是“艮”之“止”指的不仅是停止、止步,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对当前不利或不当状态的控制与改变。是要与“行”并行考虑的概念,即按照形势需要改变当前的状态。如果不宜前行就“停止”前行,如果不宜停滞就要“停止”这种停滞状态而前进,所以两个“停止”所改变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三是做事要把握“度”,不可妄为。四是行要看时机,伺时而动。此即要求人的言行决策要依据形势,在恰当的时刻和场合改变不当的状态,尽其本职的前提下适度而行。内外卦叠合,离下艮上即“文明以止”。这就是《易传》对人文的定义:“文明以止,人文也。”

贲卦本身的意思为“文”,即“文饰”,文饰是美化之义。“文明以止”是以良好的人文约束调整人的行为,对人进行礼乐教化使之成为有教养的君子,就如在人的思想上进行文饰。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这里“文”是指周朝的“礼乐教化”制度。“王弼注:“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孔颖达还提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高亨先生认为“人文指社会之制度文化教育等。”[]徐复观考证是:“乃指礼乐之教,礼乐之治而言。”[]因此,中国的“人文”是与教化相关的概念指的是道德伦理和以此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礼乐典章制度等,有教化之义。做人做事要谦虚、持之以恒,以中正为尺量调控自身,对人的行为按照中正言行的标准进行教化,可以使天下吉。此所谓“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化成”中的“人文”是相对于“天文”而言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中的“天文”指的是自然之道,强调的是自然界的客观性。“人文”是人之道,是基于主体人而产生的与之相关的因素,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当然天文与人文在易传中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一的,人文要以尊重天文而行的。人、社会、自然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易传·彖传上·贲卦》的表述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指出天地万物并非纷杂无章,而是有条理,有原则,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观天道而行,就会得到自然法则的关照。同时也提出人的重要作用,与天道形成良性互动。“人文化成”思想认为对人以教化的方式提高其素养,较高的人文素养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良好的社会风尚又可以通过潜移默化地熏陶促进社会中每一位个体素质的提高,使之能更好的符合与顺应自然法则,维护生态平衡,保持人、社会、自然界三者之间的和谐共生。这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意识、和谐的社会意识与朴素的生态意识三者的统一。“人文化成”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指出“人”要懂得“察”“天道”,同时强调“天道”是通过具体的“人”的精神及行为而得到体现的,也强调了个体人对于社会与自然大环境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儒家思想虽然讲求“天人合一”,但是并没有消磨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意志,而是强调了整体中个体的重要性,提出社会风气、天下正气的化成,依靠的是人文精神的力量,这也正是儒家人文情怀的体现。

“人文化成”强调了“人文”与“化成”两重含义。第一是强调“人文”。对于“人文”的内涵历代诠释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人文”与教化有着不可分之关系。因此,“人文化成”中的“人文”主要是指以礼义或礼乐为主导的道德教化,至少在儒家是这样认为的。第二是强调“化成”。儒家认为,理想人格的养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建立,以及健康生态环境的维护,都需要“化成”,其中尤其强调“化”的作用。“化”意为教化、感化、身化,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它所强调的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陈腐慢慢瓦解、新肌缓缓滋生的过程;同时强调大环境对于个体“融化”的作用,个体溶于大环境当中,受其滋养而成。“成”即实现,实现理想人格与理想政治环境并与自然达成和谐。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许就是“成”的意义所在。“人文”与“化成”之间是一种相推相进的互动关系。儒家认为,“人文化成”不仅意味着以“人文”来“化成”天下,而且被“人文”化成的天下亦可以反过来影响“人文”本身。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或者一个优良的人文环境,同时可以丰富“人文”的内涵,并进而推动更高层次的“化成”,即推动人们精神境界的进一步提升。因此,“人文”与“化成”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即以“人文”来“化成”天下,又以“化成”的天下来推动“人文”之发展。

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致力于开启民智,强调通过“礼乐教化”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唐君毅先生认为“人文化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人文化成”虽在《易传》中才正式提出,但早在西周时期,这一观念就已经形成。《易经·蒙卦》:“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意思即是,去除蒙昧,不仅可以有利于人们不做贼寇,而且还有利于防御贼寇。“蒙昧”是与“人文”相反的概念,“去除蒙昧”即意味着走向文明,而去除蒙昧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再如,《易经·蛊卦》卦爻辞讲的都是“除蛊”,“除蛊”与上面的“除昧”意思差不多。以上两则说明,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人文化成”的观念。孔子汲取了《易经》的思想、延续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教化传统,这在《论语》中有明确的体现。《论语·子路》云:“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又云: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上孔子所表达的“身教”和“富而后教”的思想,即是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体现。在孔门所作的《易传》中,不仅明确提出了“人文化成”的概念,而且还在《易传》的很多地方得到体现。《易传·象传上·蒙卦》:“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易传·象传上·临卦》:“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易传·象传上·观卦》:“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除了上面提到的“育德”、“教思无穷”、“观民设教”外,《易传·文言传》中还提到了“德博而化”,这些术语说明“人文化成”观念已经成为《易传》教化最基本观念之一。

孔子以后的历代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人文化成”、“礼乐教化”的思想。孟子认为“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尽心上》),指出真正的君子所经过的地方,百姓都会受到感化,心中所存神妙莫测。《孟子·告子下》中告诉我们:“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荀子认为“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篇》);荀子还强调“政令教化,形下如影”(《荀子·臣道篇》)。董仲舒的“正道明义”教化思想,将刑罚作为教化的重要辅助手段,使汉朝三代呈盛世之统治,尽管他的有些观点与举措易对后世有片面影响,但是他的教化思想在当时社会作用显著,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影响深远。所以,徐复观说,汉代“‘德教’之内容,一在‘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必如此而始可招致祥瑞。另一则强调应以教化防奸;而所谓教化,乃在‘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南宋时期,社会为政者贪婪跋扈、掌兵者将贪兵惰、社会百姓道德沉沦、利欲为上,真可谓“无一毛一发不受病”。针对当时的客观现实,朱熹将《大学》、《中庸》两篇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做《四书集注》,将《论语》列于四书首位,以此指导人之思与行。他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认为人性之善即为天理,是人天生具备的品性,应当得以保护与秉持,正如《近思录•道体》中所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而对于那些过于奢靡的超出了社会道德规范的欲望,应予以压制、不能任其泛滥。这一思想不可否认地在当时是起到了必要的约束与规范作用。

教化的最高境界是自修,儒者就把“人文化成”思想具体运用到了儒家修身理论中。儒家强调自我教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一方面强调自己“敏而好学”,另一方面又强调“下学上达”与“内省不疚”,这便是把自我教化归于修身的开始。《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以上“三纲领”与“八条目”所要表达的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最后都要靠修身来完成,《中庸》讲:“修道之谓教。”而修身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教化的过程。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又提出了知行观的问题,不管是朱熹所强调的“知行常相须”(《朱子语类》卷九)、“知先行后”,还是王守仁所强调的“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知行合一”,都是强调自我教化与道德实践的统合。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模式下,伴随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危机与政治模式的变革,人类有诸多方面需要深刻反思。“人文化成”思想不仅从理论层面对社会教育与道德教化给予指导,更是深化到了如何实践的层面,即从一般的理论探讨具体到实现道路的明确。“人文化成”的当代意义要从通过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化成”良好社会风气与良好的社会风气“化成”良好社会公民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人文化成”的主体是人,所以每个人的提高对于“天下”的化成至关重要。面对物质利益的吸引与个人享乐带来的快感,一个人应建立何种价值观念,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纷杂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份良知,如何履行道德的召唤。这些都需通过双向努力建立良好的人文环境,以此改造错误的人生价值定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健康健全的人格。“人文化成”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君子人格的人文标准,使人修心与修行有了具体的实践参考。第一它为人们提供了不断自我提高与超越的理念,比如它的《易传·象传上·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了人自觉奋斗的意识。第二它提出以谦虚的态度为人处事,才可以得到众人的支持和天道的眷顾。《易传·系辞下》:“谦,以制礼。”《易传·序卦传》:“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第三它推崇持之以恒的精神,《易传·彖传下·恒卦》:“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强调的是“天道”之奉行、天下之“化成”,贵在长久地坚持。《易传·系辞下》:“恒,德之固也。”认为道德的稳固在于持之以恒。第四忧患意识是《易经》当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它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不得意忘形,才能不致有巨大失败。《易传·文言·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忧患意识是与其进取意识相并的,要求人在积极争取且有所收获时不要忘了潜在的危险,要做到谨言慎行。以上理念均为化成良好人格提供了参考标准,以此践行即可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献砖瓦之功。若人人为之若此,则必可在全社会化成巍然之正气。

“人文化成”思想还为我们提供了与人相处的道德原则。个人发展是与其周围人密不可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关乎个人的社会生存环境。良好而温馨的人际环境,可以帮助一个人更好的发展。“人文化成”思想有利于形成更加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温馨的生活氛围,增强幸福感。“人文化成”思想在这一方面强调了两种精神:一是人要有“仁、德”方可化育万物。仁与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指向。而何为“仁、德”呢?只有明其义方能效其法。儒家思想更多体现的即是一种仁学理念,讲求德治。《易传·象传上·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坤为地为母,意寓人应像大地包容万物、像母亲包容孩子一样,具有巨大的包容之心。有了包容之心,才能充满善与爱意,有善有爱才可言其它之“德”。二是“至诚”的理念为我们明确了化育天下所应持有的态度。诚信是立人之本,因此古今中外诚信一直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对人要有诚意,做事要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的融洽气氛。

“人文化成”强调“天人合一”,就是要求检点人的自身行为与自然达成和谐共生之局面,为缓和当下生态危机提供人文反思。《易传》认为,人道源于天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下》)正因为人道取法于天道,所以人道就应该顺应天道而行,顺天道则吉,逆天道则凶,这是《易传》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易传·彖传上·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意思是,天地如果按照自然规律而动,日月的运行就不会失当,四季的交替也不会出现差错。《易传·彖传下分别在艮卦、丰卦、兑卦、节卦、小过卦中强调了天地运行自然之道,人的行为应该按照自然之道进行。但《易传》中所提出的按照自然之道,不是被动地顺应,而是 “顺动”。“顺”与“动”为同一事物的两个面,同样重要。它既强调对自然界应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又既强调人对自然主动地干预,同时也强调人对自然的主动行为要在适当的“度”之内。即在人与自然二者之间的张力面前,谋求一种平衡。《易传》视天、地、人为“三才”,而“三才”之道相同,这个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人文化成”中所蕴涵的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思想,对于解决我们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仍有启示。

另一方面,由社会人形成的社会风气又会对人之善恶观与行为动向产生引导,良好的社会风气会激发人的善念与善行。因此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不应仅仅考察经济与科技,道德的建设要优先于现实层面的建设。这里的优先不仅是时间上的优先,而是道德应是社会发展的约束原则与根本理据。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合理的制度建设、健全的法制规范与有效的治理模式。做好这些首先执政者要有良好的执政理念。一、“损以远害”、“保民无疆”是达到上下一心、和谐有序的重要理念。“损以远害”指的是放弃一些利益,主动减少自己的获得,可以使自身远离灾害。这一观点是对执政者为官为政的警示,就是要求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要适当控制甚至是有意减少自己所得,以保障民生,保证人民的需求首先得到满足,这样就会使统治者远离政局动乱之害。民乃国之本,不管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还是现代观念中的“民主”“民权”思想,无不体现了民在执政中的重要作用。 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易传·彖传上·颐卦》)民权得保才能社会稳定。二、“明罚敕法”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与风尚的重要原则。“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易传·象传上·噬嗑卦》)按照“火雷噬嗑” ”的说法“雷电”应是“电雷”,表示火光在前雷声在后,象征对过错应警告在前而惩罚在后。 “明罚”是指在罚之前要明示处罚的原则与标准,即先将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建设有效的法律服务组织做好普法工作,让人们知道如何获得法律规章,探索建立预先监督机制以辅助守法;“敕法”就是不仅要普法,还要树立法律尊严、严格规范执法。让人们对法律有敬畏,让法律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以达到让人不敢违反法律的目的。“明罚”与“敕法”强调的都是要求政府执法要重视事先的法律法规建设与普及,重在防范,而非只是事后惩罚。当然,这样的强调不是要弱化执法,而是强调 “预防犯罪”更重要。一旦触犯法律就要“折狱致刑”(《易传·象传下·丰卦》),即坚决予以制裁。要建立有力的法律为保障机制为正义保驾护航、积极树立善行保障制度。社会正气形成,需要法治的力量遏制恶念与恶行。有了正义的法治,社会气正才能形成,善得彰显,善念方可存。

“人文化成”强调了每一个人对社会与生态的影响,同时也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这样的双向关系更加体现出社会规范与个人修养提高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应该做到教化民众与规范治理共同提高。

结语

《易传》的“人文化成”思想,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看待中国教化传统的新视角。它强调了人文的精髓与力量,说明了人文的社会价值,肯定了道德教化的实践意义,给出了教化的宗旨与方法。不仅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人文社会树立了很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形成了比较健全稳定的教化范式,也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良好生态给出启示。“人文化成”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我国民族精神之实现途径,也是中华民族振兴与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支撑。当然,在现代中国的建设过程中,除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也要形成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新人文。以新人文精神引导社会中的公民,使之具有传统与现代良好结合的观念与意识以与世界接轨;同时以高素质的国民来参与并监督社会治理,形成更好的人文环境,建成更和谐的社会,以达到“民悦无疆”之盛景。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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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著,黄克剑、林少敏编:《徐复观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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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颖欣,女,1979年生,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千佛山东路37  250103 联系电话:15105313736

 


[] 本文针对《易》之经与传的标注,采取的是经传分离的标注方式。古经中的内容本文标注为《易经·X》;孔门进行解经的传,本文标注为《易传·X传·X》或《易传·X》。本人认为,经与传虽有渊源联系,但是毕竟存在成书年代不同、内容不同、地位不同等较大差异,因此将经传分离标注。

[]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6月版,第226

[] 徐复观著,黄克剑、林少敏编:《徐复观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

[]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3

[] 徐复观著,黄克剑、林少敏编:《徐复观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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