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天下

王邦佐 谢岳: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

  【摘要】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社会整合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一项政治使命。这一整合面临三方面的挑战,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其成效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的结构要素,这是应对21世纪挑战的政治资源。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21世纪|社会整合 

     中国是一个由多元元素组成的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有政治社会一体化的传统,这种传统植根于文化的传承力量之中。同时,现代社会客观上需要一体化作为发展的前提,因此,社会整合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中国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将面临改革深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方面的成效,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败。因此,社会整合将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 

   

     21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涉到经济系统内部的自身要素,还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政治力量是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而社会整合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证国家的这种领导地位。具体地讲,社会整合的政治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整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需求。政治经济一体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必备条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概无例外,这一点可以从西方现代化史得到有力的证明。政治经济一体化要求政治体系拥有统一独立的主权;政治体系结构完整,各个组成部分既能够独立履行其职能,又能够相互合作,政治体系整体上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和较高的行政效率;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较高,能够在宪法框架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运作;具有统一的市场、币制和市场规范;经济法规健全,能够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法制仲裁经济纠纷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一方面,随着新中国建立,主权独立为现代化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确立,政治体系的能力逐步增强,并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规范。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的目标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适时调整,这样,现代化对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也将相应地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调整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要求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和内容相应作出重大调整。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政治经济环境为现代化提供的制度支持不足,因此,在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整合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求的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其二,社会整合是政治体系获取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现代化的政治需求实际上与政治体系能量供给密切相关。政治体系能量供给充足就能够有力地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相反情况下,现代化前进的动力就会显得不足。政治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变量,政治体系能量供给的水平取决于政治体系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的总量。在一个超大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能够掌握和分配的资源。政治体系掌握一定量或者说相当量的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政治发展的目标予以分配,是大国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国保持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的发展中实现现代化,政治体系必须掌握和分配必要量的资源。①(参见王沪宁:《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2期。)具体而言,政治资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1)在政治领域,充分的政治资源是政治一体化的基础,它能够满足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主导政治要素内部的结构调整,建立权力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必须积蓄足够的政治资源;(2)在经济领域,政治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取决于政治资源可资利用的总量和规模,只有当政治体系具备超强的力量和权威的时候,政治体系主导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3)在文化领域,充分的政治资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抗衡非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流地位的前提,它能够以制度优势化解其他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将它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消解 解文化冲突给政治体系带来的体制外压力。其三,社会整合能够有效地控制冲突的程度和范围。超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表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超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利益结构性差异。地区之间利益差异的形成有自然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这种差异在经济制度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有些方面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利益差别的形成也有类似的原因。社会结构复杂性的第二个特点是个人之间利益差别的扩大,这种利益差别的形成同样与经济制度变迁直接相关。 

     1978年之后,随着个人在经济领域自主性空间的扩展,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开始明显扩大,财富的人均占有量在不同的阶层之间出现较大悬殊。超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还表现为文化的多元特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信仰,这些文化一般来说不具备排它性特征,但是,如何将其更好地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范畴中来,却需要待以时日。地区之间、群体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说明:(1)区域之间和个体之间在经济方面存在着利益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会有碍于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秩序的不佳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另外,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会在区域之间、个体之间形成结构性张力,当这种张力结构失去平衡的时候,潜在的利益冲突可能显性化。(2)区域之间、个体之间经济利益差异的存在可能会形成新的“政治影响力结构”。在地区之间,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经济实力较强,在权力分配中可能处于有利的地位,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则可能相反。若不妥善协调,则会引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与中央的关系有可能形成“讨价还价”的格局,中央整合地方的能力也有可能在这种“讨价还价”过程中受到削弱。另外,在个体之间,富有阶层有可能取得对贫困阶层的支配地位,而地方性社会精英的崛起也会提升其政治影响力,社会与国家之间“讨价还价”格局也在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3)文化之间可能形成冲突的模式。当代中国,文化对政治来说是一个隐性的因素,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对政治体系不会构成直接的压力,但是,当某些文化与非文化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缠结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之间的矛盾有可能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这些文化矛盾会影响文化融合的格局,破坏民族文化的良好关系,甚至演变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面,削弱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地位,激化民族矛盾。一般而言,地区、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不会演变成政治冲突,但是利益差别却是诱发政治冲突的潜在因素。因此,避免政治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整合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建立利益主体之间新的平衡关系。 

   

     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引进市场机制,变革传统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导入开启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市场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中国汇入到世界发展潮流之中,并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国内与国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提出了如下挑战。 

     第一,社会分层影响政治稳定。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利益多元的结果必将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社会下层希望政治体系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等社会资源,而社会上层则希望政治体系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持现状。“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①(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页。),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不稳定的程度,将社会规范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社会分层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三个要素。首先,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对合理性。社会学理论一般将扁平的社会阶层结构视为理想的结构类型,但这只是一种假设,现实的可能是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强调中间阶层的平衡作用。就中国来说,解决这一难点的关键是“共同富裕”。其次,意识形态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合理解释。帕森斯认为,一个社会制度运作良好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必须与价值相一致,即必须有一种评价行为和象征的共同看法,还必须有一套意识形态来为其辩护,有各种机制来为其作解释、宣传和辩解,使人们把不平等的现象看作是暂时的、合理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矛盾的,意识形态如何来解释这种转型期事实上的不平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第三,政治稳定的维持还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期望,如果政治体系满足了这种期望,社会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当人们在追求各自的社会目标受挫时,总会诉诸政治表达,如果参与渠道不畅,就会给政治体系带来压力,最终导致政治不稳定。近年来,随着社会张力的聚集,在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通道的情况下,社会对抗国家的现象有上升趋势,并且利益表达出现新的形式: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的“夜间政治”①。这种状况非常值得关注,绝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某些组织的社会化导致政治权威的流失。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对“社会构成原则”进行过归纳。他认为,构成并维系一个社会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统一的经济或统一的市场;二是统一的文化;三是统一的政治权威。三者中任何一方受到削弱都意味着社会的统一性受到削弱②。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特性,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某些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其社会组织的属性在逐渐还原,它们不再单纯地依附于国家成为准行政机构,而是更多地将自己的基础立足于社会,依靠社会拓展生存空间。经济制度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客观上要求政治与社会分离,政治与社会分离之后在各种组织中形成了短暂的权威真空,但是组织的社会化过程迅速地填补了这种空白,组织权威代替了政治权威。私营企业的情况也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截至19966月底,私营企业雇用了1014.2万个劳动力,约占当年就业总人数的10%。私营企业由于产权完全不隶属于国家,因此,政治组织向这些组织进行渗透有一定的难度。在这些组织中,雇工与雇主(非政治组织)之间发生契约关系,这些雇工必须对雇主履行契约义务。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上的依附关系,这样,在私营企业中,组织或者企业主的权威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政治权威。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流失更趋严重。80年代初,国家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在制度外获得资源,结果,国家在乡村的代理机构的权威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在集体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农民由于对国家代理机构控制的经济组织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依赖性,所以这类地区政治权威流失情况不甚严重。  

   在私营经济发达地区,国家代理机构控制的资源有限,土地在农民生活中已经不显得怎么重要,农民更多地依赖于当地的私营经济组织,从功利意义上考虑,农民更倾向于效忠自己的雇主。当私营经济发达与宗族复兴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权威流失的情况就更为严重。在这些地区,由于国家代理机构力量薄弱,宗族甚至接替其保护村民财产与安全、解决族内族外各种纠纷、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组织建设项目等功能。另外,宗族势力向国家代理机构渗透,它们把持选举,推选自己的族长担任村干部,为势力强大的宗族利益服务。这些宗族之所以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向国家代理机构的渗透,正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有报告指出,宗族势力控制了农村地区的1600万个私营企业和2200万个乡村企业中的大多数。③(①②③参见王旭:《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载《二十一世纪》19974月号。参见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122页。所谓“街头政治”,指请愿、罢工之类;“夜间政治”指日常生活中的刑事犯罪。) 

  在典型的农耕地区,农民与国家代理机构的主要资源都是土地,土地是双方博弈的关键要素,这样很容易造成两者争夺资源的局面。农民与国家代理机构之间的冲突关系耗散了国家在乡村的权威,降低了国家在乡村的整合能力。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流地位受到非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文化冲击:一方面,是宗族的复兴给国家在乡村的整合带来了挑战。宗教的成长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一些非法的社会组织以宗教的名义大量涌现,它们大多传播与社会主义相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还受到来自国外政治文化的冲击,其中个人主义的影响最大,个人主义的盛行显然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普及不利。 

     事实表明,挑战是严峻的,在当代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应对这种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强大的渗透力,按照市场的逻辑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社会变革是全面的、彻底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空前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组织,这种活力就在于它能够遵循社会的发展规律,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革与自我完善。就社会整合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已经成功地发展出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其中有众多的结构要素,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应对挑战的重要政治资源。 

     社会整合机制结构要素之一: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就以组织的形式整合社会;大规模的组织建设则是在1949年之后。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建成了规模庞大的组织网络,而且这些组织结构合理,制度化程度较高,组织能力强大,因此,社会整合有效性很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认识:(1)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在纵向上,它是一个由中央、地方与基层组成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体系,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是中央组织的纵向延伸,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横向上,中央、地方与基层组织都设有相应的辅助机构,由这些机构履行党组织的事务性功能。(2)组织网络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权力机关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军队,由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机构在纵向和横向上实行政治领导。(3)组织网络的第三层含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各种性质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实现了党的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延伸。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方式主要是政治性的。组织网络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最有力的整合机制,它的整合意义在于:庞大的组织网络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维持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根本保障,因为政权机关和社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整合的,只要党的组织结构保持完整性,国家与社会就能够实现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网络表明它拥有充分的政治资源,因此,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政治资源供给的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进行政治领导,顺利地推进现代化向前发展,政治权威的维护是与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密不可分的。 

     社会整合机制结构要素之二: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组织网络的有效运作与它的组织制度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和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因为这些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与完善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本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它是所有组织制度的核心,是其他制度赖以成立的原则和基础;二是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规则;三是具体工作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是维持各级组织日常工作的规程,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具体化。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党的组织制度体现了党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特点,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党的组织网络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不仅以自己的制度实现党内组织的一体化,而且以这些制度为原则,指导其他组织包括其他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经过长期努力,这些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已经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规范,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延伸,是政治一体化的制度保证。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及其延伸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它建立了政治一体化的制度结构,有利于党实现对全局的领导;另一方面,民主的制度为党员和其他社会成员提供了畅通的参与渠道,这不仅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而且满足了民众利益表达的需求,保证了现代化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另外,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有益于政治权威的维护,它是组织网络维护权威的另一种形式。 

     社会整合机制结构要素之三:政治角色。这里的政治角色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要素,党的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完成的。一般情况下,党员的规模和数量与中国共产党的整合能力是成正比例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通过发展党员的规模和数量来整合社会,而且更加重视通过提高党员的自身修养和素质来增强党整合社会的能力。在80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与培养党员的政治素养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党员先进性的培养,提出以“讲学习、讲正气、讲政治”作为党员干部的行动标准。政治角色先进性和革命性的政治品质在过去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社会整合,21世纪,它同样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宝贵政治财富,因为广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治组织社会成员沟通的中介,他们不仅能够将社会的各种要求向政治组织反映,有利于政治沟通和政治稳定,而且通过他们的率先垂范作用,能够在社会成员中间重塑集体主义的社会风气,降低部分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的离心倾向;政治角色高尚的政治情操有助于平抑一些社会成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倾斜的社会心理,减少阶层间的利益冲突。 

     社会整合机制结构要素之四: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诺斯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够得到新团体和旧团体的忠诚拥护。①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变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改变1978年之前某些被扭曲了的和教条的意识形态;继承和发扬意识形态结构中合理的成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转变表现出另一个新特点,即中国共产党努力将经济理论引入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党章。有人概括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最显著的变化为: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战略性转移,以发展生产力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意识形态肯定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三是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四是对国际经济合作表现出积极的姿态。②(①②GordonWhite:TheDemocracyofIdeology,Chinainthe1990,edbyRobertBenewickandPaulWingrove,MacmillanPressLtd(1995),.27 

  28.参见D·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58页。)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断以新的理论充实意识形态的内容,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这一建设的最好明证。“三个代表”的提出不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建党理论基础,而且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整合的积极因素,它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符号体系,但其符号内涵已经实现了世俗化的转型,因此能够整合非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这种意识形态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改革政策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清除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因素,降低因改革带来的政治压力,将利益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与限度之内。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向纵深推进。在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只有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完善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能够保证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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